2020年2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段正澄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6岁，这位曾研制出国内首台全身伽马刀的科学家，最终却未能抵挡住一种直径约100纳米的病毒侵袭，段院士的离去不仅是中国科技界的重大损失，更撕开了我国科研防护体系中一道鲜为人知的裂痕——顶尖科学家的健康安全保障机制存在令人担忧的漏洞。

段正澄院士的感染路径具有典型意义,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资深教授，他长期坚持工作在一线，即使年事已高，仍频繁往返于实验室与住所之间，疫情初期，武汉医疗资源紧张，防护物资匮乏，即使如段院士这样的国宝级科学家，也难以获得特殊的健康保障，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段院士确诊前后，华中科技大学已有数位教授感染，这暴露出高校科研环境中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实验室密集、人员流动大、集体活动频繁，却缺乏针对高龄科研人员的特殊保护措施。

与段院士情况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在疫情初期就建立了针对重要科学家的特别保护机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2020年3月即启动“关键科研人员保护计划”，为65岁以上的首席研究员提供全程防护支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则为高风险科学家提供专门的实验室隔离工作方案，反观我国，尽管有院士医疗保健制度，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一制度显得反应迟缓、执行乏力。

段正澄院士的逝世折射出我国科研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重科研产出，轻科研人员健康保障，在评价体系中，论文、专利、奖项是硬指标，而科研人员的健康管理则被边缘化为“个人事务”，这种倾向在疫情压力下被放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忙于疫情防控的宏观部署，却忽视了像段院士这样高龄科研人员的特殊脆弱性，保护一位顶尖科学家的健康，就是保护一项可能改变行业格局的研究方向，就是保护国家在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段正澄院士的遭遇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如何构建更具韧性的科研人员健康保障体系？这需要制度层面的革新——建立科研人员健康风险评估与分级保护机制，将高龄、有基础疾病的科学家纳入重点保护名单；需要资源层面的投入——为科研机构配备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建立科学家健康监测网络；更需要文化层面的转变——在科研评价中纳入健康管理指标，改变“带病工作”被美化的畸形价值观。

段正澄院士用生命最后时刻的遭遇,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伽马刀能够精准切除肿瘤的今天，我们却无法保护它的发明者免受病毒侵袭，这种反差令人痛心，科技进步的终极目的是增进人类福祉，而科学家的健康与安全正是这一目标的基础，只有当每一颗科学大脑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思考，创新之源才会永不枯竭，段院士的离去不应只是一则令人惋惜的新闻，而应成为推动科研保障体系深刻变革的契机——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未来无数科学家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