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机构林立的中国，大学校长往往被公众视为一种“官职”——他们出席各种会议，签署重要文件，代表着学校的权威与形象，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校长的角色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内涵，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只有一位将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将论文“写”在黑土地上的特殊掌舵人，这位校长用双脚丈量农情，用双手触摸土地,在东北沃野上书写着一份关于农业教育的独特答卷。

清晨五点，当城市还在沉睡，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实验田里已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不是早起的学生，也不是值班的教师，而是这所农业院校的校长，褪去西装，换上工装，手持记录本，他在玉米垄间仔细查看长势，与老农讨论墒情，这样的场景已成为校园里最动人的风景，在师生们眼中，这位校长不像“官”，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一位严谨求实的“大先生”，这种角色的自我定位，源于他对农业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农业科技的生命力不在文件堆里，而在泥土的芬芳中；农业人才的培养不在报告厅里,而在作物的生长周期里。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坐落于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吉林省，肩负着为现代农业培养实用人才、为黑土地保护提供科技支撑的特殊使命，这里的校长深知，关起门来办不好农业教育，脱离实际搞不出真科研，他推动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教育改革：将课堂延伸到合作社，将实验室建在农场，将毕业论文选题锚定在农业生产一线，他常说：“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和土地对话，然后才能学会用科技服务土地。”这种理念下，学校的课程表里多了“田间实操”，教师考核中加了“服务三农”，科研成果评价更看重“实际转化率”。

这位校长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对“校长”身份的重新诠释，他拒绝将自己困在行政事务的围城中，而是坚持“三分之一时间在课堂，三分之一时间在田间，三分之一时间在办公室”的工作法则，他亲自带队深入吉林省28个县市的农村，调研盐碱地改良、秸秆综合利用、黑土地保护等紧迫课题，在梨树县的玉米地里，他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当地农民一起探讨“梨树模式”的推广难题；在白城市的盐碱滩上，他带领团队测试新型土壤改良剂的效果，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行为，恰恰是他作为农业院校校长最大的“正业”——将学校的发展根系深深扎进吉林大地的现实需求中。

在他的引领下，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崇尚实践，敬畏土地，追求实效，学校的科研项目不再追求“高精尖”的空中楼阁，而是聚焦于如何让玉米增产百分之五、如何减少化肥使用量、如何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接地气”的科研导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学校培育的新品种在吉林多地推广，研发的农业技术让数十万农户受益，培养的学生因“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而备受农业企业青睐，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塑造了一种价值观——农业不是落后产业，而是充满科技含量的希望产业；学农不是无奈选择,而是肩负使命的光荣事业。

这种“去行政化”的治校理念面临着诸多挑战，在资源分配、评估体系、社会认同等方面，一所地方农业院校常常处于不利位置，但这位校长坚信，农业院校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大楼大厦，而在于与土地的联系；不在于论文数量，而在于对农业生产的实际贡献，他顶住压力，坚持将有限资源向实践教学倾斜，向田间实验室投入，向服务基层的师生倾斜，这种坚持，在短期内或许看不到耀眼的数据增长，却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根基——土地的认可。

当人们提起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首先想到的不是它的行政级别，而是它在黑土地保护中的技术贡献，在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支持，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创新探索，而这所学校的校长，也以其独特的治校理念和实践，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珍贵样本：在大学日益同质化的今天，特色化、本土化、实践化的发展道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校长不仅是管理者，更应是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学科特色的守护者、社会服务的引领者。

夕阳西下，校长结束了一天的田间调研，裤脚上还沾着泥土，回到校园，他没有立即走进办公室，而是先去了学生创业的“校园农场”，查看水培蔬菜的长势，这个细节，或许就是对他教育理念的最好注解：校长不是官，是园丁；学校不是衙门，是沃土；教育不是灌输，是生长，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这位掌舵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回答着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的农业教育究竟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他的答卷，就写在这片生机勃勃的黑土地上，写在每一株茁壮成长的作物中，写在学生们被阳光晒黑的青春脸庞上，这份答卷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土地般的厚重与真实,它或许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农业教育的未来图景。